生活在继续——阿巴斯电影和他的生活观念

一部艺术电影的意义不会随胶片的运转而自动呈现，它要求它的观众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牵引出一个心智的背景，通过在观影过程中和影片的积极互动来完成意义的搭建。因此，在2008年的语境下，当一个中国的电影爱好者从箱底或是网络上重新翻找出伊朗大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完成于1992年的电影《生活在继续》（And Life Goes On）时，此时的观影经历已经彻底剥离了“经典影片”标签下，通常所具有的品味或情调的审美范畴；全片92分钟关乎的是，一位导演（灾难的局外人）用自己的方式（通过电影艺术来寻找）进入到一场祖国和同胞的灾难之中的努力。

　　一路找寻，冲淡死亡的肃杀

　　这场灾难在现实中切切实实地发生过，它造成了4万到5万人的死亡，其中包括2万余名儿童。这就是发生在1990年伊朗西北部的大地震。影片中随处可见断裂的山野和道路、前现代建筑的断壁残垣——阿巴斯用摄影机记录的全部是震区的真实场景，它们毫无疑问地会让当下的国人联想到刚刚发生于汶川地区的那场地震惨剧，时空两端悲剧的相似性让人唏嘘；然而，这种相似又让我们可以在切肤之痛中参与那条漫漫的追寻之路中，最终和阿巴斯以及影片中的主人公一样，从这部获得了1992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罗西里尼人道主义精神奖、金摄影机奖的影片中，捕获到生命的勇气。

　　《生活在继续》是一部半纪录半故事片，讲述了一位导演（由阿巴斯的朋友扮演）在他儿子（由阿巴斯的摄影师的儿子扮演）的陪同下，开着一辆黄色汽车前往震区，寻找在他的上部电影《何处是我朋友家》里出任主角的两位小演员的故事。作为阿巴斯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首部作品，《何处是我朋友家》的拍摄地柯盖尔正位于那次伊朗大地震的震区之中，片中的两位小主角都是当时阿巴斯在当地选出的非职业演员，大地震发生后，他们杳无音讯，生死未卜。出于急切的关心，阿巴斯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就前往了震区，试图寻找这两个孩子而未果。

　　正是以这样的亲身经历为母题，阿巴斯拍摄了《生活在继续》一片，讲述了以他自己为原型的导演带着儿子前往震区找寻小演员的故事。影片的拍摄地都是震区的实景，但开始拍摄的时间已经是地震的5个月后。影片有意保留了诸多纪录的痕迹，甚至还屡屡出现《何处是我朋友家》中的群众演员，而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故事片的精炼和可塑性，在全片制造出了介乎现实和梦幻、写实与诗意、沉痛与轻盈之间的效果，使影片中深刻的人道主义主题和气质得到了最饱满的呈现。

　　从风格上看，《生活在继续》巧借公路类型片的框架，以主人公驾车穿越震区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为主体，在传统公路片的寻找自我的主题之外，嫁接上了以大地震为故事内外背景的生与死的关怀。正是在这一路的追寻中，灾民们积极生活、努力重建的乐观情怀和生命的勇气，逐渐地冲淡了废墟、死亡的肃杀和沉痛，生命顽强的延续性克服了狂暴的自然灾害的破坏力，“从地震的停滞中摆脱出来”。一路的找寻最终变成了一曲抒情，和对人类生命力的礼赞，死亡最终成为了生命的一个符号。

　　生的力量

　　影片的一开始就把叙述主体定格在了车中父子的身上，父亲不苟言笑、忧心忡忡，儿子机灵可爱、问个不停。这两位主人公构成了影片展开的两条线索：父亲从头至尾目标坚定，立志要克服重重阻挠（恶劣的公路状况、震区信息的流通不畅）找到自己从前的小演员；儿子则秉持着儿童特有的好奇心、活力和善良，更愿意“节外生枝”，用自己的活力映照出了震区中灾民坚强生存的乐观和活力。

　　这两条线索统一于阿巴斯集中精力要展现的悲天悯人的人性之中。这对父子的震区之旅在经过了一段漆黑而漫长的隧道之后正式开始，阿巴斯给出的震区的第一组镜头是隧道的黑暗结束后突然的光明，在飞扬的尘土和嘈杂的环境中，百姓、僧侣、警察在废墟中努力地劳动着，背后大喇叭中悠扬的民族音乐响起。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开篇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基调和主题：它不否认灾难的悲剧性和残酷性，而恰恰要在死的背景画面中凸现生的力量。这种“不知死，焉知生”的生命逻辑，阿巴斯在他之后的名片《樱桃的滋味》中又再次加以操练。接着，影片中的父亲又在一片小树林中发现了悬挂在两棵树间的婴儿，他的手脚包扎着纱布，正在不停地啼哭，远处的母亲正缓缓归来。这么一幅融杂了宗教气息和世俗人性的画面是影片的神来之笔，它也配合了整部影片嘈杂之中孕育祥和、宗教内外思考哲学的基本取向。

　　影片的主题曲是一段不知名的轻盈的交响乐，在整部电影嘈杂、烦闷的震区背景音的衬托下，每次响起都显得格外的振奋人心。事实上，整个影片当中，这段主题曲总共出现的此处不过三四次。

　　第一次是在影片的中前部，主人公正开车经过一片墓地，地震受害者的集体葬礼正在那儿举行；汽车刚一驶过墓地，主题曲就陡然响起，同时，车外的景观突然被敞亮的大片林区覆盖，实值秋季，整个林区夹杂着浓郁的翠绿和金黄色，片中父亲原本凝重的神情也在此时为之舒展。主题曲的第二次出现配合着对一面残留的墙壁的特写，墙上凌空开着的大门被远方山上的一片青葱填满。第三处主题曲出现在影片的末尾，在一个全景镜头中，主人公的汽车在一位路人的帮助下，努力的在崎岖而陡峭的山路上攀爬着，交响乐提升了不灭的希望。

　　就摄影而言，阿巴斯保持了他一贯的克制而谦逊的风格，一方面大量的呈现出断裂的路面和陡壁，在镜头的搭配上对人物构成了绝对的压迫感，另一方面也强调对大片林区、草场、农田的捕捉。后者富于弹性而整饬，和前者的断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构成了主宰着导演和片中主人公的两种情绪和体验的交替升降。

　　生活仍然在继续

　　像阿巴斯其他的电影一样（如《何处是我朋友家》、《十》、《樱桃的滋味》等），大量的对话控制着影片的节奏，这其中包括父子间的对话、父亲问路时和路人的对话，还有就是几个主要的情节片断，包括父亲和他从前的演员鲁希老人的对话、儿子和洗衣妇人的对话、父亲和新婚男子的对话、儿子和他的新朋友关于足球世界杯的对话、父亲和他路遇的另外两个从前的配角小演员的对话等。把震区人民生存的勇气和希望展现的最为深刻的，正是这些对话。鲁希老人一家在地震中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房屋已经全部倒塌，因此只能到他在《何处是我朋友家》中的“家”——电影里角色住的片场之“家”——中暂时栖居。他非但没有因为突如其来的不幸而消沉，反而积极地购置器具改善住处，和导演一面开着玩笑，一面严肃讨论着地震带来的“神正论”话题：地震带来了那么多的不幸，这难道是神无法阻止，甚至是有意为之的吗？

　　其实早在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时，伏尔泰等启蒙哲学家就已经就“神正论”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思考。这一次，当地震再次把这一问题强行地摆在了受灾者的面前之时，鲁希老人的回应朴素而笃定：神仁慈而普爱众生，地震只是一条恶狼，它只能短暂地伤害到它周围的人，而它的恶行很快就会被人们生命的延续所克服。值得注意的是，当导演的儿子把这样的观点转述给在地震中失去了大女儿的妇人之时，后者感到了信服和宽慰，这样一种笃信而乐观的态度，或许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感染着震区的幸存者，“死者长已矣”，生者却需要更为积极而坚强地面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所以，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在地震后仍坚持完婚的新婚夫妇以及积极的安置着天线以收看世界杯足球赛的村民，当然还有为数众多的忙碌着重建家园的灾民，每当言及亲人的死亡他们面露悲戚之情，但这并不会动摇作为生者的“生活在继续”（同时也是“生命在继续”）的坚定的责任。

　　在影片的结尾处，主人公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他一路找寻的两位小演员，但是有路人说看见过他们。这样的情节设置正是导演阿巴斯有意为之的选择。虽然他本人第一次奔赴震区正是要去找寻着两个小演员，但一旦涉及到电影，阿巴斯决定“把所有感性的形式放在一边”，他宁愿把片中两个小演员的缺席视为对地震中两万名死亡儿童的默哀，抛弃了最终的戏剧化的悬念，而将主题集中于“对那些在地震中幸免于难并且尝试迎难而上继续生活下去的人们展现出勇气和希望”。阿巴斯躲藏在影片中父亲的形象之下，甚至躲藏在由本片中派生出的他的另一部影片《橄榄树下的情人》中的导演（亦不是由他本人扮演）的形象之下，为地震中的人们送出了一曲最为真诚的赞歌：生生长流，为他自己、为这些震区的人民，也为我们这些感同身受的观众，呈现了生命的勇气。